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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做精神鉴定时,面对的从来不是怪物──《告诉我,你为什幺杀

2020-07-10 17:25

我在做精神鉴定时,面对的从来不是怪物──《告诉我,你为什幺杀

什幺样的人会犯下这种罪行?这本书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总喜欢把「邪恶」定位在我们自身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之外,而「邪恶」具有什幺样的本质?「邪恶」在医学上究竟算不算个主题?这是否更应该落在哲学和神学的专业领域?

「邪恶」不是医学用语,也不是精神医学用语。一如其他与司法有关的科学,不管是犯罪学还是法医学,司法精神医学所处理的是「邪恶」的一个特定部分,亦即人类毁灭性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表现为犯罪行为而成为法治国家惩罚的对象。然而「邪恶」其实远远超出这个範围,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一神论的宗教深入地探讨邪恶,我们只要想想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这个主题,古代大师画过许多描绘此一主题的画作,当我们站在这样一幅画前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折磨和处决的场景。人类在受苦,而且主要是由于人类自身而受苦,或者说由于别人将痛苦加诸在他身上而受苦。我们明确地把「邪恶」这个概念和别人加诸于我们的伤害相连结,谁也不会想到要把一座火山或一场海啸称之为「邪恶」。天灾造成了可怕的灾难和极大的痛苦,却超出了道德判断的範围。

至于犯罪意义上的「邪恶」,亦即法律所禁止的事,随着社会、时代、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别。通姦在某些伊斯兰教国家是犯罪行为,在德国却不是。同性成年人之间彼此合意的性行为在德国从一九七三年起就是法律所允许的,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在一九九四年被完全废除,但这种行为在其他某些国家却会受到法律惩罚,甚至会受到死刑的制裁。对儿童的体罚在四十年前还是常见的教育方式,如今的儿童则有权接受不含暴力的教育。也就是说,什幺是好,什幺是坏,什幺对儿童的发展有益,什幺有害,这一向取决于複杂的文明化过程。杀人本来是法律所禁止的,但在战争中或是在打击恐怖行动时就适用另一套複杂的规则。

一个人甚至不必是个完全邪恶的人,也能做出邪恶的行为。而一个完全邪恶的人,甚至也未必有什幺不寻常的特质。有可能正是从平庸之中产生了一股特别的能量,为了自己的虚荣目标,这股能量被用来从事破坏性的行为。德国的纳粹历史正好清楚地展示出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有可能或有能力做出邪恶的事。

奥地利作家玛丽.冯.埃布纳─埃申巴赫(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 1830-1916)以她一针见血的警句闻名,她曾说过:「如果绝不以行善之名去作恶,那幺世间的恶就会减少许多。」这句话适用于以政治和宗教为由的罪行,最终也适用于个人的犯罪行为,犯罪者往往也告诉自己,他的犯罪行为是合理的,以在内心给予自己动手犯罪的许可。但是其实我们全都会以可能的「善」为由而给自己许可,只是后果比较没有那幺戏剧性。

如今会有人问,一个成年男子怎幺会在田野道旁袭击并杀害一个小孩,然而就在几十年前,却有许多为人父者在孩子的母亲面前残忍地杀死幼童,这件事总是一再令我心情沉重。意识型态决定了价值观和道德。而当意识型态扭曲了价值观,亦即颠倒了是非黑白,那幺义务感、责任感、自制力也就遭到扭曲。如今个别犯罪者在这种可怕的意识型态之外犯下罪行,也许这正促使了世人去问「为什幺」。然而精神医学也无法真正回答这个问题。「为什幺」这个提问将世间的痛苦指向更高一层的意义问题,并且远远超出医学的专业範围。人类为什幺必须受苦?为什幺人类必须承受由他人所带来的痛苦?到头来这是神学问题,或者说是世界观的问题。针对「为什幺」这个问题的答案能够安慰我们吗?

我之所以挑选了本书中所述的案例,是因为它们在司法精神医学医师经常要鉴定的案例中具有代表性,也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其实并不特别耸人听闻。

像杰弗瑞.达默(Jeffrey Dahmer)或约阿辛.克罗尔(Joachim Kroll)这样着名的连续杀人犯终究是罕见的例外,前者在一九九一年由于十五桩杀人案在美国被判处终身监禁,几年后在监狱里被一个患有精神病的牢友打死;后者以「杜易斯堡食人魔」之名在犯罪史上留名。对于人性中的「邪恶」,基本上这些罕见的例外能告诉我们的少之又少,因为它们发生在人性的极端边缘。塔姆、布鲁克斯和哈弗勒都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但他们并非典型的罪犯。他们成长于守序的环境,犯罪之前的人生平凡无奇,肯定不会把自己描述成罪犯或残暴之人,而在犯罪之前也的确不是这样的人。基本上他们彰显了我的论点:人人都可能成为凶手。事情只取决于个人的处境、个人的犯罪门槛和个人的触发点─或是取决于相应的极权意识型态。

不过,把危险性、犯罪行为和精神障碍画上等号,却是大错特错。

如果撇开暴力行为的典型「疯狂」理由不谈,那幺暴力行为就只有两种根本的源头:「自我价值的膨胀」和「冲动控制不良」。第一个原因比较是心理学上的,第二种原因则比较是神经生理学上的。我要再次引用玛丽.冯.埃布纳─埃申巴赫的一句话,这句话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大多数的人所需要的爱比他们所应得的更多。」面对由人所造成的痛苦,我觉得这种态度是个关键。并不是说我认为该以固执的天真去面对所有的人,而是因为我认为这句话总结了那份理解,明白人类的脆弱乃是其恶劣行为的根源。

不过,如今暴力根源的问题也许由于其他原因而变得同样重要。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基本上对于谴责暴力已形成共识。整体而言,比起六○和七○年代,更别提二十世纪上半叶,如今的教育过程中肯定更少出现暴力。社会意识中对于各族群所受到的歧视远远更为敏感,而且我们极其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对我们来说,暴力基本上是个人所犯下的行为。大家也许很难相信,但是在六○和七○年代远远有更多儿童成为性侵杀人罪行的受害者,然而直到如今我们才在社会上及刑事政策上对这些可怕的罪行做出反应。面对特定形式的暴力,我们的反应并非取决于该罪行的发生率,而是取决于社会对此一罪行的谴责程度。

现今大家更强烈地意识到性暴力的存在、害处与不当。如今若是有人把性暴力的犯罪责任归咎于受害者,保证会使自己丧失评论的资格。不过,似乎正是由于社会对暴力的接受度低,反而使大家对暴力更感兴趣。否则很难解释为什幺儘管实际上暴力犯罪的发生次数减少,相关报导却增加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因此在大家的主观感受上也加倍感受到威胁,虽然数字显示实情不然。直到如今才曝光的七○和八○年代发生在育幼院的性侵丑闻也正显示出这些罪行并非变得更常发生─这些罪行一直都存在,而且是在任何时代都有。只是如今的社会有了更好的基础来消除禁忌,让受害者能够为自己和自己的权利发声。这一切都是文明上的进步。儘管如此,我们不该无视一件事实,亦即我们的整体生活条件大大促进了我们的集体道德意识,使我们得以维持一种自我形象,以为我们顶多只会做出违规的事,却不会犯罪。

当我看见汽车上贴着「停止用动物做实验─改用性侵儿童者」字样的贴纸,我就会觉得我们的文明水準在某些地方有点薄弱。在一个只不过三代之前曾经在人类身上进行过所谓「医学实验」的国家,这种口号居然没有引起口诛笔伐实在令人讶异。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我把性侵罪行当成小事,将之美化,更绝非赞成。性侵儿童之所以应受惩罚自有其道理。

但我想谈的是「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此一意识─除非是由于严重的精神疾病、智能严重异常、或是人格的错误发展导致责任能力降低,并且获得证明。这是所谓「双轨制刑法」的成就,在惩罚行为罪责以及对无责任能力之人的治疗(与保安收容)之间做出区分。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也要对自己所受的诱惑、所追求的爱好和价值观负责,但我们不必为自己实际上是什幺样的人负责。而要接受「我们自己原本的样子」有多难,从某些经济产业的兴盛即可看出,这些产业的目的在于谎称我们可以变得比自己原本的样子更好、更美、更完整。基本上各大宗教正是以比喻指出了每个人在世上的意义就是活出他本来的样子。这绝对没有将恶行合理化,但并未否认作恶之人的人性。

世人出于种种不同的动机而犯下恶行,而我们倾向于对这些动机做出不同的评价。例如,当我与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人士交谈时,我发现比起出于贪婪而杀人,因嫉妒或失恋而犯下的杀人罪行会受到更多包容。其原因也在于比起承认自己的贪婪和虚荣,要认同失恋的痛苦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在世人的评价等级中,由于贪婪和虚荣而杀人与性侵杀人同属于最低一等,只有对儿童的严重性侵罪行等而下之。因此,在针对暴力犯罪行为做道德评估时,受害者的年龄和自主程度也很重要。老年人和儿童获得的同情最多。

如果受害者是特别成功的人士,在讨论时就涉及较多的矛盾情感。这时要看此人是否属于公众认同的对象,或是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名人的地位。如果一个受害者是富有的银行董事夫人,遭到职业罪犯綑绑并塞住嘴巴、关在别墅的地下室里,使她一整夜都没有水喝也不能上厕所,而另一个是领养老金的老太太在提款机前被人抢走皮包,公众对后者的义愤会大得多。常会有人说:「如果一个人这幺有钱,发生这种事就不必感到奇怪。」最近我听到有人说「谁叫她这幺有钱。」在一个社会政治具有争议性的时代,当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中产阶级愈来愈小,这种看法逐渐获得赞同。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见过真正劫富济贫的罗宾汉。

那些具有强大犯罪冲动、有时本领也很大、夺取了鉅额金钱的人几乎不可能跑到市政机关去说:「这里有钱让你们成立新的托儿所。」而是会把偷来或抢来的钱用来及时享乐。因此,我们的「不法意识」在这些地方有点软化。也就是说,问题不总是只在于哪种行为是恶行,邪恶的程度显然也和恶行是发生在什幺人身上有关。

如果去问一个具有犯罪性反社会人格的人,他为什幺爬进某一栋屋子里,他会说:「因为那里的窗户没关。」在犯下偷窃罪时他会说:「因为那只手机就摆在那里。」碰到这种情况让我想起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强暴罪的受害者常被认为长得太漂亮,犯罪者的过错因而和受害者的裙子长度被扯在一起。认为受害者对自己的受害也有责任,这种基本想法可以扩大到许多犯罪领域,而且不无可议之处。最近我在一本一九五一年份的犯罪学专业期刊里发现了一段文献资料─以如今的眼光来看可能会令人嗤之以鼻。一位克罗兹哈格先生在发表于期刊中的文章里写道:「……在任何其他犯罪行为上都不像在妨害风化罪行上可以经常确认受害者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在此事上,古老的犯罪学经验得到证实,亦即在许多情况下一桩犯罪行为的受害者乃是导致犯罪行为的原因……」这位作者接着以华丽的辞藻描述了那些受害的年轻女孩的外表,让人不禁摇头。

如今政治与社会层面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表明我们不愿意接受罪行的重演,而我认为对暴力犯罪行为的谴责实是社会的一大进步。然而,即使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距离克罗兹哈格先生的思考逻辑以及把责任推给受害者的思考逻辑,并不像我们所自以为的那幺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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