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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的日子

2020-07-10 17:25

我曾在北京住了三年。那是1990-93,22年前,这三年裏,有许多我至今依然难以忘怀的回忆。在那三年中,我认识了三位至今依然联络的好友,我们一齐筹钱让许多残障的中国孤儿动兔唇手术,并且吃了最好吃的四川菜。

那时的中国,已经彻底甩开了四人帮的阴影,成功地执行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重新起步,社会逐渐稳定,人民比较敢私底下谈论政治。

那时的北京,却依然还是个防外,惧外的社会,对外国人,华侨,台湾人,或香港人,採取高度戒备的政策,监视或监听。

我是跟随加拿大籍的丈夫到北京上任。那时,北京所有的外国人,包括外交官,商人或记者,都只能住在中国政府指定的地方。那些地方叫做外交公寓,由政府建造,主要有三处:建国门外,齐家园,三里屯。

我们一家三口住在距离天安门不远的建国门外外交公寓院子里,简称建外。那个院子里有12栋大楼,每栋有12层楼。每个大楼都有两部电梯,但是同一个时间只有一部开着,而且是由一位“服务员”坐在电梯里面的小板櫈上操作。服务员不在时,电梯就关掉。因此,我有很多爬楼梯的经验。

我住的的公寓在11楼。我的老公有一辆比较好的进口自行车,因为怕被偷,不敢停在大楼外面,只好停在11楼上我家的门外。他到现在还难以忘记,常常扛着自行车爬11层楼的痛苦。

建国门外有很高的围墻,出入口有解放军士兵24小时站岗,中国本地人不准随便进入。院子裏有个户外儿童小公园,有溜滑梯,吊桿等,天天灰尘满布。我常常在傍晚时分,带我那上幼儿园的小孩去公园玩。他和小朋友们在灰尘中爬滚,我和其他的妈妈们视而不见,边看边聊。孩子们却很少得病。

我在建外儿童公园裏,经常和三位美国和加拿大籍的妇女,一齐聊天。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裏,年级仿佛,学经历差不多,小孩都上当时北京唯一的外籍小孩的幼儿园,由挪威大使馆在其馆内主办。我到现在还搞不懂,为什麽挪威大使馆会开设英文幼儿园。

我们这四个妈妈们,很快就组成自称“四人帮”的团体,四人帮的一个成员叫费雯俐,丈夫是后来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杨书棣。我们固定每个星期三,在送完孩子上学后,骑脚踏车探索北京城。我刚开始不太会骑,到了胡同时,由于路很窄,我怕撞到两旁的墻壁,只好推着脚踏车走,速度很慢。其他三位都得在胡同的另一端耐心读秒等我。后来我的胆子大了,很会横冲直撞,变成我在巷子的另一头,读秒等她们。

四人帮经常相约,一齐骑车去附近的农贸市场买菜,但是最主要是在菜场裏面的一家叫“小周”的川菜小馆吃中饭。小周是老板兼厨师,他烧出来水煮鱼,鱼香茄子,宫保鸡丁与乾扁四季豆,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在四人帮的鼓动下,我出面组织了一个叫“BeijingInternationalVolunteers”的妇女团体,由她们当干事。这是个义工慈善团体,主要是筹款帮助北京郊外的一个残障儿童福利院。这个孤儿院有四百多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大多因为生下来残障,被父母抛弃在路边,由路人发现送到孤儿院抚养。

我们固定每个星期三,带上许多北京外交外事圈的妇女,一齐开车到福利院探访小孩。并固定用募来的钱,买孤儿院需要的东西给小孩们。其中大部分是衣服,文具,还有一次是个风琴。

我出面筹办了一个很大型的糕点义卖会,由其他三位四人帮成员分工一齐写海报,并分头到许多大使馆或外商办公室张贴海报。义卖会那天十分热闹,会场是由一个知名的五星级饭店免费提供,许多外籍妇女都带着亲自烘培的西点蛋糕参与或帮忙叫卖。让我们惊奇的是,也有许多本地的中国人参加,并解囊买蛋糕。

义卖会筹到了不少钱。因为当时外国人在中国不准有任何银行户头,我只好拜託曾做过会计的一位台湾朋友管理,这位朋友把现款藏在月饼盒里,放在她的床底下,天天耽心被偷。

这笔钱后来被用来支付许许多多儿童福利院的残障孤儿的兔唇矫正手术,由北京儿童医院院长亲自开刀。这些我到现在还常常想,那些手术后有了正常嘴唇的小孩,现在是不是过着健康快乐的正常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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